1965年7月5日，周恩来总理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视察，接见了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左起，前排：周总理、杨永青、雍凤兰、孙贵娟、郑月华；二排：张中瀚（原兵团副政委）、卓爱玲、魏淑荃等。
心中的丰碑
杨永青
    我从小生长在上海，上中学时加入了共青团。1962年7月高中毕业时曾因患有肺结核，失去了参加“高考”的机会。同年10月到一家无线电商店当营业员。1963年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身为共青团员的我就带领行业内青年一起投入到“学雷锋”活动中。1964 年4月当单位党支部动员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时，我连写了三次申请，最后终于被批准。1964年6月30日，在接受上海市团校为期一个月“培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培）后，我和300多名团员知识青年一起登上了西行的列车。我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事业，并在新疆各级党组织的培养下，从一个普通的知青成长为党的科技工作者，还担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回忆往事，最令我难忘的的是发生在40多年前的那一幕。

难忘的接见  永恒的力量
    1965年7月5日，经过一年劳动锻炼的我已成为总场一分场子女学校的教师。这天下午，我与10名上海知青一起跳上一辆大卡车，向总场场部飞驶。在车上，我才知道，周总理想了解兵团知青情况，要接见我们。喜从天降，我们欢呼雀跃，同时又紧张思索如何向总理汇报。
    下午3点多钟，我们一行急匆匆从二分场一条长廊般林带东边向西步行。我首先看到总理站在一张方桌旁谈话，就一边对大家说：“总理就在前面，快走!”一边快跑到总理身旁。大家一齐拥上前，争着同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握手。摄影记者争着拍下这珍贵的历史镜头。
总理见到我们，带着慈爱的笑容问：“稳不稳？”我们齐声回答：“稳，安心的。”陈毅副总理问：“你们想不想家？”我们争着答：“不想家。”知青连马太定指导员向总理简要汇报我们这批上海知青一年来开荒种地，经受锻炼，并已成为农场广播员、教员、果农、菜农的情况……总理想了解我们的家庭出身和文化程度，首先问我：“你家里是做什么的？”我有些不好意思说：“我父母在香港，父亲在一家轮船公司当职员。”总理马上说：“噢，你来得不容易呀，他们在香港，你在这里照样可以独立生活。”我没想到，我的家庭出身有些复杂，总理却这样鼓励我。回想我进疆前，父亲曾来信给有关部门，不同意我到兵团，说我曾患肺结核病，到新疆恶劣的环境去务农，等于 “送死”。他还要送我到香港或日本去学习无线电技术，说这样也可以为国家效劳。有关部门也劝我回上海工作。这些都被我谢绝了。总理的这番话正说到我的心坎里，我选择的路对了。总理又问我文化程度。我答：“高中毕业，因身体不好，没有考大学。”陈副总理爽朗地说：“这里就是大学嘛，是劳动大学。”当总理问起卓爱玲家庭出身时，针对出身不好的青年普遍的有抑感，严肃地说：“我的出身和历史比你们都复杂。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清楚存在的社会关系，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前途。”总理的这段讲话，鼓舞了全国出身于复杂家庭的青年们，跟党走，报效祖国。我在思想上遭受巨大压力时，是总理的教诲，坚定了我的信念，使我坚守工作岗位，终于迎来了祖国的春天。

人民的总理  心中的丰碑
    1976年1月8日，我与受到总理接见的几位知青正在接受《民族画报》记者采访，并沉浸在当年被接见时的幸福之中。突然传来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我们顿时悲痛欲绝，真不敢相信总理竟会离开我们。我从心里一遍又一遍呼喊：敬爱的周总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为了表达边疆各族人民对总理的无限热爱，石河子总场（当时为145团）党委决定在总理接见我们的原址林带里，修建一座周总理纪念碑。1977年3月，我和齐毓纯（总理接见的知青）同志一起参加纪念碑工程的建设工作。从纪念碑工程奠基到落成及建成后的一段时间，我有幸作为工程建设者之一，经历了无数次难忘而激动的场面。这座国内首建的周总理纪念碑真正体现了“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的深情。
初春3月，纪念碑破土奠基。工地上红旗招展，机声隆隆。石河子地区党政领导、干部、工人、学生及团场干部、群众都涌到工地，大家怀着一个共同的心愿：高速度、高质量建成总理纪念碑，让世世代代的人们铭记周总理的丰功伟绩。
    为了加快工程建设和满足大家的心愿，工程指挥领导小组特地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参加义务劳动。我接待的义务劳动人群中，既有年过花甲的老红军，又有年幼的儿童，更多的是石河子及本团场的干部、工人、学生、家属，还有来自全疆各地的各族干部、群众，甚至还有国际友人。如朝鲜党政代表团成员亲手为纪念碑工程栽种了樟子松。1977年8月30日，著名科学家彭加木来到工地，与我们合影留念。当他得知将续建陈列室并为总理塑像时，就热情地提出回沪请有关艺术家们帮助塑造，还给我和设计工程师来过几封信。至今我仍保存着彭加木先生的照片和来信。不幸的是，他于1980年6月在新疆罗布泊科学考察中献身了。
    建设工程正处在“文革”刚结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所急需的钢材、水泥、木材、白水泥等原材料十分缺乏。我急工程之所急，多次到地区有关部门及南山水泥厂争取多供应水泥。凡我求援之处，总有许多热心的同志大开方便之门。
    纪念碑主体矗立起来后，最关键的是碑体正面将镶嵌12个大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我和设计、施工的技术人员们多次研究如何造字、加工等一系列难题，大家最后决定用黄铜铸字，用黄金镀面，以保证12个大字经久不衰，永放光芒。团领导同意此方案。为了铸造好这12个大字，团修造厂领导、职工全部动员起来，连夜冶炼铸字；木模工加班做模型。1977年10月下旬，正面镶嵌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12个金字的纪念碑正式落成。纪念碑背面刻有周总理接见干部、群众和上海知识青年的记事；南面是总理为兵团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北面是总理为大寨大队的题词。整个碑座庄严雄伟，四周栽有从天山移来的樟子松。纪念碑落成典礼十分隆重，石河子地区干部、群众聚集一堂举行庆祝仪式。     
我有幸在纪念碑落成前后，接待过粟裕将军、陈慕华副总理、科学家华罗庚、黄家驷等重要宾客，还有国际友人。特别难忘的是：1980年6月23日，敬爱的邓颖超副委员长来到纪念碑前。我特地为她老人家准备了一本记录总理在新疆视察时活动的影集。1978年全国五届人大会议召开，在主席团会议室，我曾作为新疆代表给邓妈妈送了3张7寸纪念碑黑白照片，并请邓妈妈有机会亲自到新疆看纪念碑。邓妈妈连连答应：“好。”想不到今天邓妈妈果然来到纪念碑前。这也是农场广大干部、群众多年来的企盼。

坚持边疆建设  多办实事
    敬爱的周总理以毕生的精力来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他的光辉形象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1972年，我丈夫因家庭特殊困难调内地工作，并多次劝说我也回内地。但我牢记周总理的教诲：“你们是搞农业的，要把农业搞好。”仍带着女儿坚持在农业连队工作，带头组建科研组，推广“5406”菌肥、腐植酸肥，改良土壤。“文革”后，经我多次劝说，1977年我丈夫带着儿子又回到石河子工作。1978年初，我刚担任副团长，主管科研，从一位技术员处了解国外油葵新品种出油率高，就向团长推荐试种。当年种了100亩，后又推广到本团及北疆地区，经济效益很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开始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当时，我已调到自治区团委担任副书记。想起离开农场时团场仍是亏损，总理交代给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自己在农场工作更合适，于是就向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提出要回农场工作的要求。1979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全国青年造林大会上，我又向王任重副总理提出回场工作的请求，最后终于得到组织的支持。我挂职回总场二分场担任教导员，继续推广油葵。1981年2月，我离开时，团场已扭转亏损。
    1981年3月，我主动要求从团委调到自治区科协做青少年科普推广工作。我积极建议组建青少年部，并担任首任部长。先后建立起自治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青少年科技中心、青少年科学基金会等组织，推动全区各地州及兵团建立相应组织，构建全区青少年科技教育网络。每年还开展生物、地学、天文、航模、电子、计算机、小发明、科技展览、夏令营等活动。1996年4月，我赴全国贫困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青少年科技中心考察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受伤，不得不退出我深爱的工作岗位。
    坐落于石河子市的周总理纪念碑、纪念馆几经扩建后，如今已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周总理当年接见上海知青的大幅彩色照片挂在纪念馆大厅正中。讲解员每天讲说这段不能忘记的历史，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为祖国边疆建设贡献聪明才智。
   
作者简介：
    杨永青，女，1941年7月生，上海市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1964年6月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并被安置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总场一分场，先后任农工、教师、副排长、副连长等职。1977年10月起任一四五团“五七”大学副校长，1978年3月任副团长，同年7月任自治区团委副书记。1981年3月调自治区科协，先后任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兼纪检组组长、机关党委书记、调研员（副厅级）等职。曾获“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2001年8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