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从天津爆出一条新闻:李瑞环同志十年间拿出个人资产53.3万元，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资助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48名贫困大学生，而且这种资助至今还在持续中……

    这条新闻轰动了社会，许多人为之动容。但与此同时，许多人也感到很好奇：十年前，李瑞环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他资助贫困大学生是怎样进行的?资助学生的钱又来自哪里？

    老秘书揭开大秘密   
   
    天津市老同志方放堪称李瑞环同志的“终身秘书”。当年李瑞环同志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时，方放是他的部下。后来李瑞环同志进京，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方放经常应召去北京帮忙。如今李瑞环同志退出领导岗位，早已离休在家的方放，又给老市长当起了“业余秘书”。

    探知到这一秘密，记者叩响了方放的家门。得知记者的来意，方放热情地说：“你算是找对人了，此事一直是由我经办的。过去瑞环同志在任时，再三叮嘱我不许透露此事。如今他已退下来了，我看也就可以说了。”

    方放年长李瑞环10岁，后来虽然不再是李瑞环同志的秘书，但李瑞环仍然喜欢和方放聊天、谈心，俩人处得像朋友。李瑞环在天津出书的事情由方放经管，他心里有事也愿同方放说说。

    1996年春天，李瑞环回天津探亲，闲暇时和方放聊天。李瑞环突然问：“咱那书稿的稿费是不是还有一点？”

    方放说：“有啊，您要用？”

    李瑞环说：“那你就帮我办点事情吧，每年从稿费里拿出一部分钱来，给天津市委教卫工委，让他们分给家庭经济困难的一些大学生。可绝对不能说是我给的，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方放说：“行啊，这可是好事。但哪瞒得住呀？这钱出自我手，又不是我捐的，教卫工委的同志们一猜就会想到是您啊。”

    李瑞环说：“他们知道了没事。你替我转告他们一声就是了，一是不许外传，二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方放追问一句：“您是只捐这一次，还是打算以后还捐？”

    李瑞环说：“争取年年捐。稿费不够了，我想办法。”

    于是，那一年，方放从由他经手的李瑞环同志的稿费中拿出5万元，交给了天津市委教卫工委。教卫工委通过教委，很快把这笔钱分别发放给南开大学的何伶俐、张桂琴和天津大学的单玉强、郭锋彪等12名学生，他们全是家庭经济非常困难的贫困生，分别来自于甘肃、湖南等十个省市。

    12名学生莫名其妙地突然收到一笔助学金，谁给的呢？他们要求知道真相。同样学校里的老师也想知道捐款人究竟是谁。信息反馈到方放那里，方放征求李瑞环同志的意见，李瑞环说:“一定要替我严守秘密。若实在推不过去，就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

    “一位老共产党员”？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师生们猜测可能是一位离休的老干部，谁也没有想到会是国家领导人李瑞环。

    老秘书解释助学动因
   
    问起李瑞环同志助学的动因，方放回答记者说：“平时瑞环同志和我聊天时常说一些心里话，所以他的一些心思我知道。助学这件事，我看动因有三个：一是作为老市长，瑞环同志对天津怀有特殊的感情。记得1989年6月他离开天津到中央上任的那一天，我和李建国、郑质英陪他坐在一辆车里。汽车沿着中环线、外环线行驶，走到哪儿，他说到哪儿，一路上，他的眼泪不住地往下掉。二是瑞环同志和天津的大学生们有感情，他对教育工作特别关心。过去他当市长时，我曾多次陪着他考察天津的几所大学，与大学生们对话、谈心，他甚至把商委富有管理经验的干部调来协助大学搞好食堂经营工作。三是瑞环同志对求学难有很深的感受，小时候他家很穷，上不起学。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起贫困学生的窘境，他至今感受犹深，并说那些因家庭经济困难上不起大学的孩子们应该得到帮助。”
   
    座谈会上吐露真情
   
    到2003年，经李瑞环资助的贫困大学生已有105人。这些学生中有许多原本已做好了退学的打算，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帮他们度过了难关，他们感激不尽，强烈要求知道“一位老共产党员”究竟是谁？教卫工委负责人一次又一次地请示李瑞环同志，希望他能与那些学生见上一面，对于那些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鼓励。方放也劝李瑞环说：“反正您现在已经不是国家领导人了，这种事情您完全可以做得随意一些，就算是一种社会活动也好，何况对于学生们来说也是一种教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方放和教卫工委的同志三番五次不停地劝说，说得李瑞环动了心思。特别是受助的大学生们写给“一位老共产党员”的来信，让李瑞环看到那些孩子是那么真诚、可爱，他答应了大家的请求，于是就有了2004年10月21日的座谈会。

    在那个座谈会上，李瑞环同志说出了他助学的原因。他说：“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本人对上学、教育和人才有一点亲身的、特殊的感受。我是天津宝坻人，农村的，家境很穷，兄弟姐妹7人，上不起学，小学毕业后经常去做农活儿。17岁去北京前，种地、赶车等，我都做过，12岁开始织布，非常苦。但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戚、邻居的书，我总是想方设法借来看。记得有一年春节，我才十几岁，母亲叫我担两捆茬子(注：高粱秆儿根部)去城里卖，然后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到城里我把茬子卖了，回来时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在卖书，书名叫《巧合奇缘》。我听说过这书名，就问他这本书多少钱？一问价钱不贵，就用卖茬子的钱买了这本书，很高兴地回家了。到家后我才想起油条没买，母亲问我油条在哪里？我说钱买书了。母亲非常生气，说过年没有油条，怎么包饺子?她拿起笤帚就打，我光着脚往外跑。腊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个本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给我暖脚。夜里，母亲去找我。那大嫂跟我妈说，他又没干坏事，没油条，我给你一根。母亲把我领回家，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书，读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里哪有钱给你买书呀？这件事一直激励着我，所以我深知渴望读书的人心情的急迫性……我讲这段故事，就是说年轻人如果有机会上学，而由于经济困难不能上学，这将是他一生的遗憾。造成这种遗憾，无论他一生做什么工作，都会对他产生打击和影响。”

    在座谈会上，李瑞环同志还谈到了他助学更深层的动因：“我国的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生活、社会面貌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变化。但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不良风气，形式主义、沽名钓誉、以权谋私，各种各样的贪污腐败行为让人深恶痛绝。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案子时，总会联想到我们有多少革命前辈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我的心里十分难过，夜不能寐，有时穿着睡衣里里外外地走，想这些事。我做这件事用‘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是想使大家知道共产党员绝大多数还是真心实意地想为社会、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和好事。沽名钓誉者有之，贪污腐败者有之，但毕竟是少数。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党的形象，增强大家的信心。”
   
    助学金来自哪里？
   
    在座谈会上，李瑞环同志对助学金来源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这个钱不多，来源有几个部分，我要说一下，要不然容易造成误解，有人会说这么大的官弄点钱还不容易？像那些贪官一弄就弄几千万。第一，我写过两本《为人民办实事随谈》、两本《城市建设随谈》，还有一本《少说空话多办实事》的册子，我还发表了若干篇文章和讲话，还有给京剧团改过若干个剧本得到的奖金，这是这个钱的主要来源。第二，在中国公务员里我算是工资最高的，由办事员、科员、科长、处长开始说，说到底就到我这儿了。我每年从工资里拿出固定部分来资助经济困难的学生，就当我没当过这个官，没赚过这些钱。第三，我的两个儿子及儿媳工作还可以，每到我的生日他们都想尽孝，每逢过年都想给我送点礼，我就找他们正式谈判，你们想送我东西，值多少钱，都变成现钱，把原来买东西的钱都变成定数，收入好的，每人一万；收入差点的，每人五千。此外我老伴儿的工资拿出一半也用在了这里。我跟我孩子们讲，尽管你们的钱很有限，但要让你们懂得这个道理。”
                     
    令人动容的遗嘱
   
    记者采访了几位受助的学生，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十年时间里，李瑞环同志资助了148名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几乎都从一个因家庭贫困而自卑、甚至是绝望的孩子，成长为心理健康、积极向上的青年。如今这些大学生中，有46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24人在读研究生，4人在读博士生。毕业了的62名学生里，在工作岗位上干得都很出色，其中7人因为做出了成绩，已经受到了嘉奖。李瑞环同志的心血没有白费。

    2005年，李瑞环同志的著作《学哲学用哲学》出版发行，他把所得稿费再次捐赠给在天津上学的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天津市教委准备用这笔助学金，从2006年开始连续3年每年资助100名贫困大学生。

    方放告诉记者，资助贫困大学生是瑞环同志的一贯心愿，他多次讲过，这件事要尽自己所能一直做下去，直到他身后。记者问方放，“身后”是什么意思？方放说，1998年他随瑞环同志到大连视察，瑞环同志曾郑重地委托他把一封遗嘱转交天津市委张立昌同志。信中说，他对天津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身后的事要委托天津办理，他逝世后遗留下来的东西孩子们都不继承，全家商量好了，统统变现资助在天津上学的贫困学生。方放当时还曾问过瑞环同志：“你才60多岁，身体又非常好，急着立遗嘱干什么？”瑞环同志说：“不少人的遗嘱都是在弥留之际立的，很难真实体现本人的意愿。我现在头脑清醒，天津熟悉我的人也都在位，正好把我的心愿告诉他们，可以如实记录在案。”